在我们中国的佛教，大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其实在公元前就有佛教传入中国，可是没有出家人。
公元67年，汉明帝开始建立了白马寺，竺法兰、摩诃摩腾翻译（佛经）弘扬佛法。这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出家人。
中国最早的一位比丘是谁呢？
叫朱士行，他是河南颍川人。公元249年，由于印度（天竺）的一沙位门，叫昙河迦罗来到了洛阳，开坛受戒之后，他才成为比丘，我们中国才有了正式登坛受戒的僧人，朱士行是最早在我们中国出家的一位比丘。
他（经过）观察，由于释迦牟尼佛涅槃已经有700年、800年了。再加上中国与印度语言不通，还有许多佛教的典籍，因为经过了语言、口述、还有翻译当中，或者是抄录，有错漏，矛盾之处很多。他深感此经（难以）了解，就发愿立了个志：宁愿捐出身躯，我也要下定决心，亲自去求法，亲自到西方乃至于印度去求法，然后回国再翻译。（至于）什么时候求得真经？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一句问号。
朱士行，就从雍州，现在的甘肃，陕西跟甘肃的边境而出发。他克服了无限的艰辛险阻、饥渴痛苦，穿过了荒漠的戈璧和千山万水，徒步跋涉了一万多里，到达了于阗国，现在新疆的河田，当年叫于阗国。他到那边去求法，比法显要早140年，比玄奘要早400年，他是我们中国，乃至于全世界最早的一位留学家。
朱士行那时候没有信使，并没有法名。出家之后还是依然叫之前的名字。由于他到了于阗国内，就不能回国，被留在了于阗国。一直到了80岁，圆寂在于阗。
后来有了一位去于阗国的大使，皈依他的弟子，叫弗如檀的帮助下，得到了信任。他把《般若经》就是《道行经》的原本（带回国），当时于阗国信仰的还是大众部，他用的聪明才智，让这位回国，回家乡的（弗如檀）把书带回来做翻译，所以就叫《道行经》，其实就是最早期的《般若经》。
大约到了公元400年间，在我们中国又有一位法显，他去印度求法，他感觉到法大量的缺失，戒也是大量的缺乏，由于这样的动机就去了印度。从印度回来，他写了《佛国记》，翻译了《戒律学》。
到了公元600多年，玄奘，他感觉到在我们中国每一位讲法的法师说的都不一样，听起来感觉很混乱，就没有体系、不缜密、也不精确，于是生起了利他之心，他去了印度。玄奘大师去印度之时，他所到达的区域是大众部的区域。
他在大众部的那烂陀，当时是最高学府，学习了《瑜伽师地论》。回国之后，他就做翻译工作。他弘扬的是“唯识宗”，又称为“法相宗”。他的弟子窥基把他起名为“慈恩宗”。现在的大雁塔是之前的慈恩寺，就叫大慈恩宗。
再比玄奘晚几年的，见过玄奘后再去印度的义净，他回国之后，也是翻译戒律方面的（典籍）。
他们都没有遇到《阿含经》，确切来说他们都没有遇到“四念处”的修行方法，也没遇到原始佛教、根本教，这就是我们中国很悲哀的地方。
我们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接收器，无论印度传来什么，就学什么，不加以追究，也没有雄心壮志下决心要探讨分明。这就是宗派分成什么：顿教、渐教，什么分时期了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分法。
我们通读了印度史、印度佛教史，也通达中国佛教史，这确切来讲，是不合乎真正佛教的，现在我们搜集的文献是最准确的，有很多是从戒律，很多是从大众部，很多是从上座部，很多是根据印度的文献，考古学或者地理学种种来记载的，就比较的准确。
可以决定说，在我们中国去印度留学过的人，没有把真正的《阿含经》带回来，真正的 “四念处”的修行内观禅也没有带回来。
公元300多年，由于道安的智慧，道安的悲心恒动，罽宾国有很多的尊者，他们还持有上座部原始佛教的传承，把《长阿含》、《中阿含》、《杂阿含》这些四阿含进行翻译，翻译之后在我们中国也没有人去弘扬。这些《阿含经》就只是放在书柜当中，把它锁起来，烧香礼拜而已，更无人问津，也没有人依循着去修行。四念处根本的法，世尊的嘱咐更没有人去弘扬，这就是我们此方。
在我们小小年纪出家之时，到了每一个地方，到了每一座庙，修行的方法都不同，都是各执己说。我们从《阿含经》中才发现，**世尊与世尊真正的弟子亦不自赞、亦不毁他，完全的宣说“四圣谛法”，完全的依循着修习、多修习四念处。**这样的传承被我们接触了，我们现在完全是受到最古老，既没有量变，也没有质变，未变未改的原始佛教、根本教。